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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5年是我国比较优势转换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关键期，也是国际格局大调整期。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大国竞争与博弈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快速变革等，将深刻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这些重大变化，将给中国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做好对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影响的研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需顺应自身比较优势变化，以扩大开放塑造外部环境，抓住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机遇，应对外部挑战，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分工地位，为我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未来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关键因素

未来15年，技术变革、人口、粮食、资源与能源、金融和区域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等都是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大国博弈，将是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变量。

（一）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加速趋势，并呈现出“一主多翼”的演进格局。所谓“一主”就是以信息技术深度和全面应用为特征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带动应用领域的创新突破以及新业态的不断出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推进。所谓“多翼”就是新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创新发展。在新能源技术领域，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技术、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电动汽车等有望突破市场化初期瓶颈、进入规模发展阶段，人类进入逐步摆脱化石能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时代。生物技术在基因技术、干细胞组织工程技术、快速测量技术等基础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在生物育种、生物医药、生命健康领域不断得到应用。材料技术在开发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另外，航天、深海领域的技术创新也十分活跃。

未来，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将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源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新兴技术将不断涌现。数字技术发挥主导和催化作用，以交叉融合带动各领域技术突破，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次主导技术，共同促进全社会技术进步。智能化技术推动数字化走向更高水平。

数字技术革命将引发“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并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催生了海量数据资源，与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等技术融合应用，从而使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互联网、物联网等大大增强要素的流动性和“连接性”，人工智能（机器人）快速替代劳动。新的生产要素及其新的组合应用将引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推动研发设计向开放合作、国际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发展；数字技术的“连接”、“融合”功能引发产业形态平台化、网络化和深度服务化。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深入发展，将深刻改变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对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期

对国际经济格局和我国外部环境而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性影响因素。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进入快速变革期，呈现出新的特点：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全球性议题和挑战持续增加，技术革命、绿色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带来新的治理理念和规则制定需求，加强国际合作需求不断增强；治理机制与平台日益丰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成为重要补充；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日益突显，高标准趋势显著增强，涉及“监管一体化”和21世纪议题的规则谈判成为重要内容。随着国际经济和贸易投资格局的变化，全球治理在推进政策措施落实的有效性和适应形势变化的创新性等方面的不足更为凸显，各方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展望未来，全球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各种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博弈，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将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一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为了应对贫富差距扩大、受益不均等抱怨，一些发达国家从提倡“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导致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提升，贸易摩擦与投资争端将大幅增加。二是现有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面临挑战。“国际承诺恶化”和大国对抗等风险加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停滞、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议题的努力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三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代表性和公平性不足，不适应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和话语权提升的要求，不适应其广泛参与议题设置的诉求；规则碎片化，不能适应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要求；包容性不够，不适应贫富分化加剧、发展水平与诉求的差异。四是绿色发展理念正在转化为行动、为各国经济带来新动力的同时，绿色壁垒和环境约束逐步增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制度构建和各国合作行动，推动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五是多种治理平台与路径选择共存，面临在强治理的有效性与灵活治理的包容性中的取舍，网络时代“非缔约方参与者”作用日增并对各国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三）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既是影响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又是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大，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创新实力在快速提升，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并加快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与发达国家的正面竞争加剧。一个人口规模与现有发达经济体人口总和相当的新兴大国进入高收入社会，必将促进全球经济格局加速变革。

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相互之间的博弈将加剧，使得形势更趋复杂多变。一方面，守成大国希望分享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机遇，期待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解决全球性议题、应对全球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中分担更多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守成大国为保持领导地位，会采取打压、遏制等措施，加剧与新兴大国的博弈。2017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竞争与合作是大国博弈的常态，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美国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加快采取措施以全方位围堵遏制中国发展和快速追赶；竞争也并不意味着全面开战，两国都需要避免战略误判。大国之间持续的互动，导致未来前景具有巨大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大国博弈将令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异常复杂，而且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与竞合关系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二、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十大变化趋势

未来，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经济格局将产生重大变化。总体上，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将呈现十大变化趋势。

（一）

全球经济将处于低速增长期

未来15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延续城市化进程，新一轮技术革命、城市化仍将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到2035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1.7%，这将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和环境保护日益严格等诸多约束。这些有利因素将可能带领全球经济进入下一个长周期的繁荣阶段，但这主要体现在生产率增速的恢复，全球经济整体增速未必能恢复至历史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挑战：（1）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将成为拖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全球人口将由2015年的73.5亿增长至2035年的88.9亿和2050年的97.7亿，全球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比重将由2015年的8.3%上升到2035年的13.0%、2050年的15.8%。（2）能源资源利用新技术的涌现在带来新旧技术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会改变全球能源供给和产业分工的格局，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将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约束。（3）尽管长期看全球化仍将继续深入发展，但近期内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当然，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在全球舞台中角色转变，也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综合考虑技术、城镇化、人口、环境等重大基础因素变化，课题组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趋势性下降，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可能会保持较低的增速。2020~2035年，全球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2.6%。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可能进一步放缓，整体增长速度大约在1.7%左右，要低于过去50多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4.9%左右。

（二）

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将更加明显

未来15年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

新兴经济体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更加重要。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其中，印度、尼日利亚、埃及和菲律宾有望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速。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将是全球经济的领跑者。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日本和欧盟仍将是全球主要的经济强国，新兴经济国家实力将持续崛起。

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将保持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短期内，美国消费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美国人口将保持低速增长，2035年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未成年人口，到2050年人口总量将接近4亿。根据美联储预测，美国长期的GDP增长率约为2%，2035年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课题组预测，以GDP衡量，中国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综合国力论，美国将继续保持全球超级大国地位。

未来15年，欧洲、日本仍然是全球重要经济体，但地位将有所下降。根据课题组测算，到2035年，世界上最大的7个经济体可能只剩下一个欧洲国家（德国），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仍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经济未来增速将长期保持低位，2035年日本经济排名预计在第五位左右。

（三）

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生产方式变革将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在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中，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将呈现出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组织平台化、技术创新开放化的特征，对全球分工也将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预计未来15年，中美数字经济发展有望领先，新兴经济体创新实力快速上升，生产分工进一步深化，数字附加值在产业价值链中所占比重日益提升，数字等无形资产的贸易和投资占比上升。

预计未来15年，信息技术与新兴数字经济发展将为后发经济体赶超提供机遇。数字经济兴起将加快知识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有助于本地化生产，助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如果应用得当，将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产业特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不仅会改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的布局，还会加速推动后发经济体转型发展。信息技术与后发经济体资源等优势相结合，可以强化后发经济体优势。

技术变革可能带来一些新的有全局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主要包括：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工业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导致的连锁反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加以防范。

（四）

国际贸易将呈现数字化、服务化、区块化发展

未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仍将是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未来全球贸易发展，将呈现新的趋势和特点。

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的形式发生改变。数字产品贸易、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占比将明显提高。贸易方式发生改变。在信息技术推动下，跨境电子商务将快速发展，新的国际贸易方式将催生新的监管模式。全球贸易格局将发生改变。国际分工价值链区域化特征进一步增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地位上升。全球贸易失衡状况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而后逐步改善。国际贸易规则更加强调高标准、高水平的便利化与自由化。规则制定的重点在竞争中立、监管一致性、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边境后措施和21世纪新议题上。全球贸易体系发生变化。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和双边自由化协议日益重要，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更大挑战。

（五）

跨境投资规则制定出现新趋势，全球跨境投资将在波动中上升

制定跨境投资规则将是未来20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跨境投资规则不断完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将继续提升。虽然个别国家调整外资政策，短期内出台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开放、促进和吸引外资仍将是未来主要政策基调。以往的双边投资协定注重投资保护，未来将更多纳入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内容；投资规则体系复杂化。双边、区域协定的发展，将加剧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复杂性，多边投资体系逐步形成；跨境投资合规性要求更高。可持续发展原则、企业社会责任新内容等将不断纳入投资规则，企业面临更高的合规性要求；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可能被纳入投资协定，投资保护程度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在东道国政府规制跨境投资中的重要性上升。

全球跨境投资金额将在波动中上升。跨境投资中，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有形资产投资占比减少，无形资产投资占比上升。

跨国公司将继续是全球跨境投资和价值链布局的主要力量。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数量将持续上升。发展中经济体在跨境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六）

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越发达国家

全球人口发展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人口增长总体趋缓，全球的生育水平普遍下降，发展中国家的降幅更为明显，部分国家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水平；主要经济体人口呈现上升趋势，部分经济体未来面临着人口数量减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从人口分布看，未来20年全球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仍将面临下滑的趋势，死亡率受到年龄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而上升；人口老龄化加快，发达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发展中国家总体也在呈现老龄化趋势。全球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持续上升，但增长速度近年来下降明显，且低收入国家的进步速度相对较慢。

预计到2035年，全球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16000~18000美元区间，在2016年10300美元的水平上增长60%~80%。发达国家技术优势的弱化和人口老龄化将持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仍将保持技术进步加快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还会延续。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将会有所扩大。到2020年，全世界的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32亿人，2030年将会大幅攀升到48亿人左右。分地区看，当前中产阶层的一半都集中在欧美发达经济体，而到2030年2/3会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预计会超过32亿人。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欧洲和北美由于长期处于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状态，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将明显下降。全球反贫困工作也依然面临着一些关键挑战，如战争和冲突仍旧是人类发展的最大威胁、贫困人口容易受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制定反贫困政策所需的关键数据仍有较大缺口。

（七）

绿色发展将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取向

近年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碳生产率、能源生产率、原材料生产率等均有所提升，同时社会对实现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也有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如何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实现协调平衡的严峻挑战，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国民健康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政策取向，但改变能源结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压力。

展望2035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动世界发展，控制污染、实现低碳转型的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各国的主流。绿色发展对国际经济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绿色是一种道义，将影响全球发展观、价值观和文化观；绿色是一种规则，将影响各国经济活动和跨国间投资和贸易；绿色是一种约束，对环境标准、能源结构的要求，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经济承受能力，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努力，寻找低成本发展的新路径；绿色是一种激励，将对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污染减排形成倒逼机制，促进绿色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八）

全球能源结构与格局将深刻变化

能源供需结构正在出现深刻变化。一是清洁化。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的重大突破大幅提升了油气资源的供应能力，预计2040年前全球天然气增长45%。二是低碳化。可再生能源成本出现大幅下降，将在2020年前后与常规化石能源平价上网。三是电力化。电力在未来全球能源系统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新增能源消费的2/3将用于发电，但燃煤发电快速增长的势头将接近尾声。电池技术效率快速提升，在乘用车领域，电动汽车预计在2025年前后在成本上和传统化石能源汽车竞争。四是数字化。数字技术在能源供给与需求中的广泛应用，将提高能源供给能力、降低成本，也将提高能效、节约成本。分布式能源将成为新的能源供给方式。

全球能源供求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从全球能源需求格局看，到2035年全球能源需求预期增长30%左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区域将成为全球未来能源需求增长的中心，亚洲成为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地。从全球能源供给格局看，除了欧佩克、俄罗斯等传统的能源出口大国，美国将成为全球能源新的供给国。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使得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快速下降，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2030年美国天然气年出口量有望从2020年的700亿立方米达到140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天然气出口大国。美国能源独立将对国际政治、外交和金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九）

全球粮食安全总体状况将有所改善

全球农业资源潜力巨大，有利于保证全球粮食安全。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构建的GAZE（Global Agro-ecological Zones）计算（Merlet，2013），全球土地资源中尚存非常显著的潜在耕地规模。全球实际可利用开发的农业耕地达到35亿公顷，有14.67亿公顷的潜在耕地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如果考虑到生产技术进步与作物适应性的不断改良，全球还有26亿公顷潜在农业耕地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驱动下，未来全球粮食消费仍将持续增长。到2035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将达到28亿吨左右，谷物消费量将达到27.7亿吨，大豆产需量基本保持平衡（4.2亿吨）。与此同时，全球食物消费升级。到2035年，预计全球将有超过30亿人进入食物消费“吃得更健康”第三阶段，近32亿人进入食物消费“吃得好”第二阶段，25亿人进入食物消费“吃得饱”第一阶段。

粮食供需格局有所调整。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洲（中亚地区）将成为全球粮食产量增长的新亮点。到2035年前全球粮食消费大国，仍将是那些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而粮食消费增长将主要来自那些人口和经济增长都较快的国家，如印度、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西、巴基斯坦、墨西哥、菲律宾、孟加拉国等。

粮食国际贸易持续增长。由于粮食增产与消费增长的不平衡性，推动全球农产品贸易也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35年全球谷物贸易量将达到4.5亿吨，占全球粮食产量的16%。贸易流向也会出现变化，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粮食贸易净进口的增长点。

总的来看，2035年全球粮食安全总体状况会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区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区域间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及南亚地区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

（十）

国际金融中心将多元化

国际货币多元化。到2035年，美国仍是对全球综合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元仍将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进入到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国际货币体系的覆盖范围也大大拓展，国际货币有逐渐多元化的趋势。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应用范围将变得更加广泛，也更受国际社会支持。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金融安全机制从不同渠道得到强化。

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排名缓慢上升，并与排名相近的发达国家城市直接竞争。但伦敦和纽约仍将是国际主要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中心按区域划分的趋势逐渐增强。

三、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将为中国带来机遇和挑战。总体来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仍将延续，但内涵与条件发生变化。新一轮技术革命将给中国赶超带来重大机遇，世界多极化发展和经济治理架构改革将拓展中国发展的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速低迷、国际竞争加剧、针对新兴大国的疑虑与打压等，将给中国带来诸多严峻挑战。总体而言，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中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一）

机遇

1. 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将为中国赶超提供历史性机遇

新技术革命，将给中国带来利用新技术“变轨”实现跨越的新机遇；产业分工格局重塑，中国有可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实现产业结构的跃升。一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凭借快速的技术学习和能力积累，充分利用多层次国内大市场、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及市场环境，逐步成长为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改变数字化格局的重要力量。二是通过将新兴技术运用到传统产业领域，推动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不断提升中国在传统产业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三是新技术革命将推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国际分工方式和新的贸易方式，信息化可改变国家比较优势，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

2.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将为中国贸易投资发展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技术防范力度增大，但是，经济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平台与方式发生改变，区域合作不断推进，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等广泛应用带来新的贸易方式和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将加速要素的跨国流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巨大市场，将吸引世界各国不断扩大和深化与我经贸合作。只要我们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仍然可以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3. 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将为中国提升在国际分工中地位提供机遇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实力进一步提升。根据WTO研究测算的不同情景下预测结果，全球2/3以上的中产阶层将集中在亚洲地区。印度、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全球进口占比将明显上升，为我国实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提供发展空间。

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和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将为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供重要机遇。新兴经济体在过去10年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根据课题组测算，预计到2035年，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达到60%，在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比重也将相应大幅上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深入开展经贸合作，可充分发挥双方互补的优势，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形成以我主导的区域乃至全球生产网络，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4. 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将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将有利于解决中国自身的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问题。由于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数字技术等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获得重大突破，资源不再是制约能源行业发展决定性的因素，这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打破了能源瓶颈的约束。另外，全球的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也为自身的发展和转型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到2035年中国更加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将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方式将得到优化，能源供应更为清洁和安全。

中国有可能在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中扮演领导者角色。中国市场巨大，且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电网技术和电动汽车技术、数字经济技术的研究开发特别是商业化应用上走在世界前列，有可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成为全球领导者，从而为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治理中赢得主动地位和话语权。

5. 全球经济治理加速变革，为中国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提供机遇

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加速变革期，随着全球性议题和挑战的增多，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盼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推动加快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美国从多边转向单边主义的做法，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公信力产生长期损害。国际社会对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寄予厚望，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与完善全球经贸规则上，中国的政策选择为各方瞩目。这为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新的空间，有助于中国切实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制度性话语权。

（二）

新格局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发展仍将处于动能转换期。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仍在进行，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未能根本解决，人口老龄化加快，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新技术不断涌现但短期内无法对经济增长提供足够支撑。

未来全球经济风险不容忽视。未来5~10年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大国对抗风险、摩擦持续升级导致贸易战、金融风险导致政策失效、不平等固化、不兑现国际承诺、网络安全与冲突升级等。此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外溢效应冲击全球金融市场，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波动，需警惕再次爆发较大规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

2. 全方位国际竞争显著增强

未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进程仍将继续，商品、资金、人才、技术流动将更加自由，全球对资源、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竞争将更加激烈。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产业革命，中国面临各国对前沿科技，特别是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和高新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随着全球分工日益深化、细化，各国对利益分配更加关注，未来围绕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

中国将面临双重竞争的挤压。一方面，需要警惕国内产业过快对外转移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发展战略，随着比较优势转换，中国将会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竞争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竞合关系发生变化，贸易投资摩擦将会长期存在并逐步增强。随着中国不断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发达国家互补关系逐渐转向竞争；发达国家为防范中国快速的技术追赶将出台更多贸易投资领域的针对性限制措施。

3. 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引发外部担忧与遏制

历史经验揭示，大国崛起必定不会一帆风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方式的担忧与质疑与日俱增。处理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美国视中国为对其核心价值观和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最具挑战性的国家，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竞争与合作成为常态，美国既想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又会极力围堵遏制中国，两国摩擦和碰撞不可避免。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全球风险报告》指出，93%的受访者认为大国间的政治或经济对抗将更加激烈。欧日等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升级与快速追赶也存在疑虑和担忧。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实力快速提升也是期待、质疑、防范等各种情绪相互交织，既要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又希望寻找其他大国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大国博弈与多方角力，使得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处理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面临且必须处理好的重大挑战。

4. 全球经贸规则重塑提出改革开放新要求

未来，各国意欲通过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维护自身利益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仍具有较强的主导权，更加重视对中国的针对性、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新趋势、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业市场准入与投资自由化、着力“监管一致性”的边境后议题和21世纪议题，将给中国的市场开放与体制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催生的贸易模式，对我国监管模式创新和规则制定能力，提出了更高、更为迫切的要求。

未来，受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经济议题政治化，多边谈判受阻，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投资限制的举措与制度性安排等呈现明显增多、增强势头，都将会给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带来新挑战。

需要强调的是，必须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机遇与挑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主要取决于我国的工作。工作做好了，挑战可以转化成机遇；工作没做好，机遇也会转为挑战。因此，必须准确判断形势，调整战略，发挥优势，弥补短板，才能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实现趋利避害。

四、中国的战略应对

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要充分利用大国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主动营造外部环境。同时，要适应中国比较优势转换，充分发挥本土市场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势，加快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大力吸引全球生产与创新资源、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产业，增强创新能力，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

牢牢把握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绿色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具备良好的创新发展基础，加上政府重视和社会积极投入，未来15年，数字技术、能源技术和绿色技术革命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要发挥好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完备等优势，弥补制度短板，克服面临的挑战，鼓励产业创新，力争走一条从应用创新到原始创新演进的新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赶超。

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

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水平。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推广。加强网络安全、数字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主权等领域的全球合作。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能源数字化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并为世界能源变革提供可靠产品、解决方案和治理方案，引领全球能源变革。加快环境保护和循环发展重大共性或瓶颈式技术装备研发，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二是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推进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模式从需求驱动转向需求和供给交互驱动，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部分领域实现前瞻性、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突破，逐步从科学技术的“跟随者”、“追赶者”、“并跑者”向“创新者”、“领跑者”转变。围绕新兴技术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在应用基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打造良好的产业创新发展环境。

发挥我国市场巨大的优势，坚持从应用创新向原始创新演进的创新道路，破除传统制度障碍，积极构建与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产业发展制度，建立适应创新发展的良好市场监管制度，支持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应用，加快新一轮技术革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四是推动人力资源和教育市场的适应性改革。

根据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人力资源需求，加快科技体制和教育改革，培育创新型人才，激励人才创新。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和数字化需求，设计过渡计划，构建终生学习体系，加强职业培训，适应新技术革命引发工种变动新需求。

五是要积极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创新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

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下的高水平国际竞争、融入全球化科技创新，亟须建立良好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环境和与国际接轨的创新环境，吸引和集聚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国际高端创新要素。面向未来新技术革命和高质量发展对创新提出的更高要求，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包括建立和完善与吸引一流海外创新人才相配套的税收、医疗等制度。加强企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能力，培育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

（二）

着眼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着力推进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

着力推进产业国际竞争力升级。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加快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正确处理“转型”与“转移”的关系，构造以我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资本、技术密集领域实施开放发展新战略，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为动力，加速提升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积极推进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深入开展电力管理体制、油气管理体制、户籍管理制度、财税管理体制、金融管理体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挖掘要素成本下降的空间，培育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加快重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一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市场竞争，加强对自然垄断性质基础设施的规制。二是通过培育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股票、公募私募基金等多种绿色金融产品，形成成熟稳定的绿色金融市场，将环保成本内在化，并嵌入社会生产全过程。三是加快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建立良好的数据流通制度，使数字化进程中的企业竞争更加公平。

（三）

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开放，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不断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主动降低关税。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水平，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和先行先试作用，并加快创新经验的复制推广，不断增强自贸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建设；完善安全审查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增强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充分发挥地方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加强法律法规与能力建设，为扩大开放提供支撑与保障。完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内协调机制；加强对外谈判的组织协调机制，通过提升授权与沟通协调的层级，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重大涉外谈判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大力加强应对贸易摩擦能力建设，应对经贸摩擦长期化、常态化趋势。

（四）

积极稳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保持战略定力，力争为国内发展赢得更长战略机遇期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可选择国际合作需求迫切、与中国实力能力和现实需求相匹配的领域等为重点，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

对符合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需要的现存体系和规则，要维护其权威，通过改革完善以善加利用。如：多边体制对维护国际经贸秩序良性发展不可或缺，需坚定维护基于规则的、开放公平、透明可预测、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主导地位，维护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提高其有效性和灵活性。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新机制的建设。参与TISA/GPA等诸边谈判，不断完善金砖合作机制，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发展议题和2030年后发展议程的落实，在新经济、新模式、绿色发展等领域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需注意，不另起炉灶，不挑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经贸规则，不搞势力范围。

（五）

处理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

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高度处理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保持战略定力，审时度势、沉着应战，着力练好内功，趋利避害、把握机遇。

一方面，深化利益融合，以创新的视角和方式挖掘合作共赢潜力。处理好与美国等大国关系，要以静制动、避其锋芒，通过多层次沟通对话，寻求利益契合点。另一方面，趋利避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短期内，树立底线思维，做好预案、精准反击。对美国在双边经贸关系中挑起的争端，在总体克制、不激化矛盾的原则下，有理有力有节地妥善应对，针对其极端和反常规举措，准备好应对预案和反制措施，“以斗争形成威慑、以斗争求合作”。长期来讲，虽然我无意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但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结构性矛盾不可超越。为此，我们在全球治理上需谋定而后动、发挥集体推动力，切忌因急于“填补空间”、突显中国作用而过早引发全面对抗与冲突。

（六）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稳定，是人类社会努力的方向。在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的关键历史时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平台。

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新型区域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朋友圈，维护更为稳定、紧密、互利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关系，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一方面，以设施联通为优先领域、以贸易投资合作为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五通”，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共创发展机遇，以适应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转移到亚洲、新兴经济国家实力将快速崛起等国际格局变化。另一方面，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既重视沿线发达国家的核心关切，也高度关注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深度挖掘利益交汇点，促进应对全球性议题与挑战的国际合作，加强机制建设、不断增进互信。为全球合作发展提供新路径，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动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